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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斯塔特:现代世界往何处去?

发布日期:2019-11-15 12:00:01


现代世界是否放弃了现代性方案?


按照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前提,连同其全部的内在张力和矛盾,几乎已经失去了意义,从而悖论式地产生出多元的后现代视野。另一方面,亨廷顿则鼓吹「文明冲突」论。在他看来,西方文明(表面上是现代性的缩影)与其他文明经常处于敌对关系之中,尤其与穆斯林文明相对抗,在一定程度上还与所谓的儒教文明相对抗,因为传统的、原教旨主义的、反现代的和反西方的运动在这些文明内部居于主导地位。既然如此,现代世界是否要么沿着福山所提示的方向,要么沿着亨廷顿所提示的方向,退出了现代性方案呢?

   

   这个问题意味着,我们也许正在经历一个非轴心化的过程。


所谓非轴心化是指,轴心文明的方案,或至少是「第二轴心化」已经被耗尽。其具体表现是,一方面,多元的后现代运动和认同形式发展了起来;另一方面,表面上反现代、反西方的非轴心运动和认同形式也发展了起来。实际情形是这样吗?现代舞台上究竟在上演一出甚麽戏?

   

   按自身的需要利用和诠释现代性,这并不限于原教旨主义运动。这种努力乃是世界范围内更广泛的发展趋势的一部分,它似乎延续了更早的改革主义宗教运动与传统宗教运动之间的冲突,这些宗教运动遍及非西方社会,在不同的社会和宗教框架内发展起来。然而,事实上,在这些运动中,内在于现代性方案的一些基本张力已经按新的方式上演了一遍,其中尤其包括多元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张力、非西方社会与西方的关系、以及对西方与现代性的关系的认识。在所有这些运动内部,多元倾向与极权倾向之间的张力、乌托邦或更开放的态度与实用主义态度之间的张力、多面性的认同与封闭的认同之间的张力,一直都在持续地进行着。与此同时,所有这一切引起了一场重要的、甚至是彻底的观念转变:关于非西方社会与现代性相对抗的话语,以及关于西方与非西方文明、宗教或社会的关系的看法均发生了变化。

   

……


   所有这些主题都十分广泛地流行,多元主义与极权主义取向和方案、多面性的认同与封闭的认同之间的张力普遍地存在。在普遍主义霸权的新形势下,特殊主义的认同与普遍主义的认同不断地发生冲突,面对主要的霸权中心,几乎所有的运动都采取了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姿态。这一切证明了如下事实:这些发展趋势虽然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模式,但并没有逸出轴心现代性的基本问题性。它们无不具有一种深刻的反省意识。尽管它们试图为现代性的基本问题性提供最终的、无可争辩的答案,但它们也认识到,这些张力绝不可能有甚麽最终的答案。

   

   但是,它们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在新的舞台上以新的方式重构了这一问题性。首先,这些运动和冲突(尤其通过各种媒体)延伸到了全世界,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扩散。第二,它们被政治化了,不断地卷入激烈的争论中去,其中牵涉到高度政治性的意识形态。第三,对现代性的重新解释和利用包含着一个关键因素:即在新的全球背景下并围绕各种争论不断地重建集体的身份认同。诚然,这些争论或许主要集中在「文明」的问题上,但文明的概念已经是按现代性话语来进行表述的,是按极权式和绝对化的方式——源于现代性话语的基本前提--来进行界定的。尽管这些争论经常掺进了较为古老的宗教仇恨,但上述问题却是主要的。当这些冲突或争论与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斗争和冲突结合起来时,它们确实有可能变得异常激烈。第四,各种不同的政治观和文化观,以及相应的集体认同在现代舞台上得到了重建,由此引发了这一话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涉及到西方与非西方文明、宗教、社会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与西方现代性文化方案之间的关系。早期的改革主义宗教运动和民族运动对西方现代性的诸多前提采取一种非常矛盾的态度,但至少在表面上接受了它们,并且不断地对它们进行重新解释。与此相反,绝大多数现代宗教运动(包括原教旨主义运动和教族宗教运动),以及这些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普通现代性话语,表面上都至少否认这些前提中的一些。它们针对西方、针对一切被视为西方的东西散布一种明显的对抗情绪,力图按其自身的非西方的、经常还是反西方的现代性主张来利用现代性和全球系统。在与西方的对抗中,它们并不想按新的霸权文明的条件融入进去,而是根据自身的需要、根据本土传统或「文明」的需要利用新的全球性国际舞台和现代性。正是在与西方的对抗中,这些传统和文明不断地得到传播和重建。这些运动力图彻底割断西化与现代性的联系,拒不承认西方现代性的垄断或霸权地位,拒不承认西方文化方案代表了现代性。意味深长的是,许多「后现代」运动也提出了相同的主张,尽管其表述方式有所不同,这是很自然的。

   

第二个轴心时代并没有结束


   前面的分析并不意味着,这些社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在其现代性动力机制的展开过程中是无关紧要的。恰恰相反,这种重要性在于,在近现代社会里,原教旨主义运动主要是在某些特定的社会里发展和流行起来的,而这些社会又形成于某些特定的一神教社会和文明,其中包括伊斯兰教、犹太教和个别基督教社会和文明。在这些社会里,虽然政治系统经历了现代的、后革命的转型,但它仍被看成是实施超越的乌托邦理想的主要场所。即便这种理想在现代带有现代式的世俗色彩,情况亦复如此。与此形成对照,那些具有「来世」关切的文明(尤其是印度,在较小程度上也包括某些佛教国家)则不怎么采取雅各宾主义的方式来对政治中心进行意识形态重构。尽管在现代性的基本前提下,这些社会也发展出了非常强烈的现代政治取向或特性,但它们并不把政治秩序看成是实施超越理想的场所。相应地,在印度或日本,现代民主制度是以独特的方式发展起来的(有别于欧美模式)。尽管在不同的社会里,民主制度的发展模式各不相同,但它们部分地都受到了这些社会各自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的强烈影响。同样,苏联、中国、北韩或南亚的共产党政权也受到各自社会的历史经验和传统的影响。事实上,就连欧洲最早的现代性也不例外,它也是按特定的欧洲文明前提和历史经验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些「历史的」或「文明的」影响并不单纯地把古老的政治制度模式或动态机制永久地保持下去。在所有这些社会里,都既存在着普遍主义的、包容的倾向,也存在着「排他性的」、传统的、原生的倾向,但这两种倾向是按典型的现代方式建构起来的,它们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以不同的具体方式不断地表达了现代性的二律背反和矛盾。

   

   不仅如此,尽管不同的文明「传统」和历史经验在形塑不同现代社会的具体轮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过程在现代世界上产生出了几支封闭的文明,就好像它们仅仅延续了各自的历史经验和模式似的。不同社会的特定历史经验在现代文明和运动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些文明和运动绝不是封闭的,而是不断地相互作用的。它们超出了任何单一的社会或文明的界限,不断地相互对话,相互作用,形成一些共同参照点。而且,所有这些社会的政治动态都与地缘政治格局紧密交织在一起。不用说,地缘政治现实也要受到这些社会的历史经验的影响,但它们主要是按现代的发展和对抗模式形成的。由于这个原因,根本不可能建构甚么「封闭的」实体。

   

   因此,发生于现代舞台上的全球化过程既没有造成「历史的终结」(不同现代性文化方案之间的冲突已经结束),也没有引起「文明的冲突」(退出和否认现代性方案),它们甚至并未「回归到」前现代轴心文明的问题性——这种回归是根本不可能的。相反,所有这些发展趋势都涉及到如下一些方面:不断地重新解释和重新建构现代性文化方案;建构多元的现代性;不同的群体和运动按其自身的全新方式重新利用现代性,重新界定现代性话语。与此同时,它们将争论的主要范围、以及形成多元现代性的主要场所从民族国家转移到了新的领域,在这些领域里,不同的运动和社会不断地相互作用、相互交叉。

   

   这些发展趋势有一个共同出发点,那就是西方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尽管如此,最近的一些发展趋向产生出了多元的文化和社会形态,它们远远超越了这一原初方案的同质化倾向和称霸要求。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发展趋向都表明,多元现代性或对现代性的多元解释获得了不断的发展,尤其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个非西方化的趋势,切断了现代性与其「西方」模式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西方对现代性的垄断权。在这个广阔的背景下,欧洲或西方的现代性(或几种现代性样式)不能被看成是唯一真实的现代性,它实际上只是多元现代性的一种形式。诚然,不仅在现代性的起源方面,而且在其不断扩张和重新解释的过程中,西方现代性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但它仍然只能算是现代性的一种样式。与此同时,这些发展趋向生动地表明,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轴心社会、尤其是全球轴心社会是如何展开其内在潜能的。

   

现代性处在“永无止境的实验中”


   所有这些运动和集体认同都超越了领土国家、民族国家和(或)革命国家的经典模式,它们本质上具有现代的性格。但是,对这种现代性格的强调并不一定能够引出乐观的观点。相反,这里不仅是在强调不同现代性样式的脆弱性和易变性,而且也在强调作为现代性方案内在潜能的各种毁灭性力量,暴力、恐怖和战争的意识形态化便是最充分的明证。这些毁灭性力量使现代性遭受「创伤」,给现代性的各种美好希望打上了问号。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很明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大屠杀中表现得更加突出。但是,说来也怪,二战结束后的头二三十年间,这些毁灭性力量遭到了忽略,或者仅仅成为现代性话语的旁枝分叶。最近,它们又再度可怕地出现在现代舞台上,出现在新的「种族」冲突中。例如,在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尤其是前南斯拉夫,在原属苏联的许多共和国,在斯里兰卡,最可怕的是在非洲国家如卢旺达,都发生了类似的种族冲突。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古老的「传统」力量的爆发,而是对「传统」力量进行现代式重构的结果,正如原教旨主义运动和教族宗教运动是在现代性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而必须置于这个框架内才能获得充分理解一样。因此,借用科拉科夫斯基充满自信的妙语来说,现代性的确「处在永无止境的试验中」。

   

   (翻译:刘锋,本文注释略)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0年2月号


附录:

 梁禾:社会学家S.N.艾森斯塔特去世:又一颗巨星陨落


魏斐德与艾森斯塔特(右),2002年在意大利的一次国际会议会休中


  S.N.艾森斯塔特,出生于1923年,当代以色列社会学家,新功能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曾先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苏黎世大学。艾森斯塔特的著作译成中文的有《反思现代性》(三联出版社,2006》、《日本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等。由梁禾主编的《论诸文明与诸现代性——艾森斯塔特文集》(暂定名)目前正在翻译之中,已入选国家十一五出版规划,预计于2011年推出。本文作者为著名历史学家魏斐德的遗孀。


  2010年9月2日周二早晨,我在伯克莱山上的寓所里收到耶路撒冷发来讣告:S. N.艾森斯塔特先生在几小时前,于当地时间的早晨去世了。我的心一下子沉落:这些年里,他可一直在扶植我,呵护我走出低谷,协助我完成一系列学术项目的啊。

  著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 (Shmuel N. Eisenstadt,1923 – 2010))的名字在汉语学界中并不陌生。他自1946年起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社会学任教,直至1983年荣休及之后,毕生从事研究的范围之广、之阔,恐怕全世界还很少有哪位学者可以相比。从古代印度、中国、日本文明到犹太教、伊斯兰教,从非洲部落文化到多元现代化,从帝制到民主制,从革命到国家,等等,艾森斯塔特用比较社会学视角一一对人类文明的过程进行考察分析,其论述为当代世界社会学理论经典。艾森斯塔特对世界社会科学的贡献,在于他增进了人类对各种文化和各种文明的理解。用他自己非常谦虚的话说:“我力图理解各种伟大文明的历史经历是怎么回事……力图理解这些文明的主要动力和它们是如何变成现代社会的,它们如何进行现代化,以及它们是如何发展现代化的各种文化建设的。”

  艾森斯塔特于1923年出生于波兰华沙,祖辈是中欧人,他自12岁起在巴勒斯坦接受教育,23岁起当大学教师,同时从事社会学研究。一生到过世界各地的许多名校或研究机构访学研究,能流利地使用英、德、法、意、西班牙、葡萄牙、阿拉伯等语言。我本人曾与他用意大利语交流,也听过他的法文演讲。他那份融会贯通各种学科和语言的能力,当今少见。艾森斯塔特先生一生屡获世界社会学各种大奖,2006年挪威国会为其在社会科学、人文学、法律和神学方面的成就而授予他郝柏格国际纪念奖(The Holb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

  仅仅三年前,2007年初夏的我,因先生去世,心身俱碎。艾老开始对我倍加呵护,频频给我送来慰藉。当时我正在赶编先生的一套中英文版的文选《讲述中国历史》,我邀请艾森斯塔特先生为文选作序,因为艾老先生对我先生的论述不仅关注,而且几十年来一直跟踪,切磋、交流,所以非常熟悉先生的每一部著作,每一个新的命题,每一论述和视角的突破。况且,艾森斯塔特先生对中国从王朝帝制走向共和国及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有多年的研究。我向他发出邀请,他立刻答应,并引以为荣。于是我马上把伯克莱大学图书馆馆员们准备好的整整一箱子我先生生前的论述文章,用快递寄送到他那里。当时耶路撒冷处于夏季高温炎热,84岁高龄的艾森斯塔特先生,不顾令人窒息的暑热,连日足不出户,在寓所里一口气读完百余篇文章,并在几周之内发来了他撰写的序言,对我先生毕生的研究与论述做了综述和分析。他那过人的精力与专注,令人惊赞;更令人尊敬的是,他对友人和知识的珍惜热爱,超越了生命本身的局限。

  是的,头次见到艾森斯塔特先生的那次,便给我以终身的启示和长久的回味。那是十年前的一个夏天,在一个叫艾尔伏特(Erfurt)的当年东德的小城。当时我伴斐德在海德堡大学讲学,艾老得知后便邀请我们前去聚会,他恰巧正在德国的马克斯·韦伯学院访学。我和斐德驱车六小时前往。我们穿越了连接当年东西德国两国的狭窄通道,沿途逐一感受东西德、东西欧的历史容貌和差异,禁不住感想联翩,思绪万千。一路上,我还听斐德讲艾老的故事。

  下午我们到达艾尔伏特,小城一片空静状。进入马科斯·韦伯学院和见到艾森斯塔特的场景,我记忆犹新。韦伯学院坐落在一所建筑古朴,气氛恬静的院墙里。整个学院的楼房是一排排一层楼面的平房,呈石灰白古朴色,房前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翠绿草坪,中间有几棵枝叶盘节交错呈巨伞般的老树,学院四周是低矮石灰白的长长围墙,墙的上端是大团翠绿婀娜的浓密柳树条,几个美丽英俊的青年男女骑坐在矮墙上读书温习。她们的长发随晚午的微风飘起;他们的脸庞在金色夕阳下,显现出醉人的健美;他们凝神的专注,流露出对知识的神往。这里让我想起古希腊的柏拉图学院,我似乎被带入静观默想的遥远神话中。尤其与蒸腾奔进发展的中国各大城市或各种高楼林立的中国学术机构相比,这里真是世外桃源。

  我让坐轮椅的斐德在老树荫下略等,自己进去探问艾老的所在。在水门汀通道的办公楼走廊里,我看见一个纸张贴出的标记,上面用箭头指出艾老所用的居室。随标志寻去,在通道一头见到一扇半开的门,上面写着“艾森斯塔特教授”的字样,旁边是简陋的中国式的公厕加淋浴设备,门上贴着“艾森斯塔特教授专用”。我敲了门后,轻轻推开门房,进入艾老的房间,心里暗暗惊讶:这么重要的教授,竟然住在这么简陋的环境里。房间里除了简单的办公桌和一些书架及灯具之外,就是一张行军单人床,连床单和被褥都是行军式的。这位世界级大师,愿意在此地过清淡简朴的生活,仅因为专研学术!床旁边有一张简陋靠椅,上面坐着一个年轻人。

  “你不是艾森斯塔特教授吧?”我自我介绍后,问道。

  “当然不是。我是教授的朋友,此刻教授在涮洗室,他让我先接待你们。”(当然,这位年轻的德国小伙子,后来到美国大学里研习,目前已是很有成绩的教授。)听说这样,我便把他带到院子里见斐德。这也是此学者结识斐德的序曲。片刻后,艾老出现了。亲切交谈后,他便领我们去领略观光小城,其中包括当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教堂。然后他建议去市中心广场的咖啡馆。我们四人在喝咖啡的中间,艾老让我们与夏多明交谈,自己去一旁的书店。等他从书店里出来回到我们的咖啡座时,小伙子恋恋不舍地说:“我得告辞了,因为我还得赶回柏林的火车。”后来,我们成为朋友后,他告诉我们:当时他很想与我们多呆一会儿,但艾老事先关照布置他及时离去。显然,艾老培植年轻人用心精细,安排周到。

  作为一名大师级学者、思想家,艾森斯塔特在教学著述立论的同时,放眼世界,敏锐地关注地球上任何角落闪出的思想、学术、理论的星光火苗,及时辨认跟踪任何一位具有潜力的学者,无论后者如何名不见经传。他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与我先生进行频繁交流,他一直跟踪先生的著述,他们也联合举行或参与了许多重要学术活动。他们之间因年龄相差十多岁,在友谊的基础上也渐渐结成了一份父子般的情谊。在先生遗留的文件里,有一封艾森斯塔特祝贺先生获得终身教授职称的贺信,40多年来,先生一直保存它。后来先生因医疗事故而左腿残疾,在先生手术后悲愤低落的日子里,艾老天天从耶路撒冷打电话到斐德的病房问候谈心,陪伴协助斐德走出不幸。那时从以色列打国际电话很贵,艾老先生收入也有限,但他不在乎,每日如此。后来先生坐轮椅到世界各地参加了艾老先生主持的一些学术活动,每次艾老和夫人煦菈与我们相处都是情真意切,如同家人般地温暖。

  后来,艾老与德国学界联合在柏林召开一次关于多元性现代化的学术会议,东西方重要学者纷纷前来聚会。关于中国研究,除了斐德之外还有哈佛的杜维明先生和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先生。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从艾森斯塔特先生起,这些学者的研讨,全部用最简明实际的话语,几乎没有一个人使用当时时髦得几乎不可一世的后现代辞藻或理论术语。而他们每个人都非常精通熟识各种理论话语,无论是经典的还是当时全球流行的。于是,几天的研讨会持续得以在内涵和实质问题上深化,各位学者得以把自己长期的思考和研究拿出来分享、比较、切磋、分析。那次会议对我这个当时在学界涉世有限的学者来说,简直大开眼界。会议本身对人的启示还有:知识学术的真正意义,以及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定位才有意义,才能对社会和人类的思考有益。因为当时在西方学术界后现代理论一时横行,造成世人的困惑不解,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无为的疑惑。那几天,坐在德国社科院的堂皇庄严的会议厅里,我看到:真正的思想家和学者是无需用术语或理论来装饰的,更不必用专业术语来吓唬人,忽悠人。而艾老,坐在圆形会议桌的一头,慈善随意,他满脸祥和的表情,像个慈善的爷爷,不时让这位或那位谈自己的看法,还不时站起来倒茶、斟咖啡、拿点心,几乎像在家客厅里座谈待客一般。但你只要用心去听,这些人正在谈论的,却是全世界关注的题目:现代化的起源到底在哪里,它的定义和模式难道只有欧美一种吗?那么又如何理解埃及、印度、日本或中国的现代性呢?等等。

  艾老长期与先生切磋思想、学术、理论和跨学科的各种信息。他每年都让先生给他寄送美国当年出版的主要学术书,先生总是慷慨乐意地为他寄上一大箱子。他还真看,全看。

  三年多前,当获悉先生去世的消息后,艾老在几小时之内发来悼词。从那时起,每每给我来电来信,尽力把温暖和情谊送给我,为我黯淡失明的日子送来一束束柔光。先生去世后至今的三个新年里,艾森斯塔特先生和夫人旭菈都及时给我寄来春节的贺卡。直至此刻,在我伯克莱山上寓所的壁炉架上,还放着他从耶路撒冷寄来的蓝绿色夹杂金色的贺卡,上面有他的手迹:“我和旭菈在耶路撒冷的新年日里想着你,欲以此卡送上我们始终如一的爱。”有一次我告诉他:自己因悲情过重,感情世界的康复尤其缓慢,且不时陷入忧郁状,所以抱歉没有太及时与他联络。他立刻回信(每次我的去信,他总是立刻回复),提醒我人生的意义,与我一同回忆斐德的精神与思想,鼓励我勇敢前行,一如既往。他还邀请我,请我随时在自己觉得合适的时期,去耶路撒冷大学的万·利尔学院(Van Leer Institute)访学,说与他和世界学者们密切相处,切磋交流,会有助我早日重新出发,勇往直前。可惜,我没有来得及准备好那种合适的状况。

  无疑,了,大师一个个离我们而去,这个世界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陌生。回想到前阵读到章诒和女士的感慨,颇有同感, 她说:“当年最美丽的人一个个都走了。”(《Soho小报》,2010-5, No.113,29页)是的,除非我们自己不断完善修养,不断强调人文建设,否则,在物质和城建越来越优化的同时,社会却变得越来越空洞肤浅,世界也会变得越来越陌生。

  好在,我的电脑里还存有多封艾老的来信,他请我担任编译的文集项目也已列入国家出版重点项目,并已有各位学者参与。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和思想家,他对这个世界的贡献,还有什么能比思想理论的延续更有意义呢?这个世界太需要有质地的思想,不然物质将彻底掏空噬尽人的灵魂与思想。

    梁禾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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