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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边缘的凶狠——贾樟柯

发布日期:2019-11-01 12:00:01

行在边缘的凶狠——贾樟柯

行在边缘的凶狠——贾樟柯

行在边缘的凶狠——贾樟柯

第一次见贾樟柯,姜武问:“演啥?”

后来他穿了件发黄的军大衣,扛着把猎枪,猎枪上裹着虎啸旗,

杀了会计、村长和煤老板等六人,像鲁智深......

行在边缘的凶狠——贾樟柯

在《天注定》里,死亡说来就来,从不扭捏,贾樟柯说:

“我只是不顾一切地拍了别人杀人。”

行在边缘的凶狠——贾樟柯

老家有个朋友,开了间小超市,门口摆着的果篮常被城管顺走,他说:

“有时走在路上,会自言自语,蹦出一个‘杀’字来。”我对他惨然一笑,说:

“原来你也有很多地方像黄巢。”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发展一骑绝尘。

然而,在全民倾情投入的金钱狂飙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这个社会繁荣的受益者。

无数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小人物的屈辱故事俯拾即是。

他们压抑,他们愤怒,他们说“杀”,而内心却充满了无能为力的沮丧。

贾樟柯,可能是这个时代少有的几个人之一,

能对那些行走在边缘的沉默的大多数抱以平视的体恤,替他们发出些许卑微的呐喊。

行在边缘的凶狠——贾樟柯

小学三年级,有一次贾樟柯和同学打架,老师说他长得像猴子。

下了课,他追着老师屁股就骂:“你长得才像猴子!”

之后“承包”了早晨在教室生炉子的活,作为惩罚。

行在边缘的凶狠——贾樟柯

山西小县汾阳的冬很漫长,每早五点他翻身起床,走进漆黑,前去点火,心里害怕。

可贾樟柯从来不敢回头,因为教他形意拳的师傅曾告诉他:

黑暗中头顶的朗月是明灯,另有两盏护法灯在人的左右肩上,回头,会掉下。

若干年后,他的处女作《小山回家》荣获香港短片和录像比赛最佳故事片奖,

有人不解地问,为什么要用长达七分钟的时间拍摄民工小山的行走?

贾樟柯回答:“我愿意凝视真实,也有力量看下去,因为——我不敢回头。

行在边缘的凶狠——贾樟柯

凝视,当我们努力寻觅生命最初的记忆时,往往就会发现那是一段凝视。

上到初一,贾樟柯学会骑自行车的头一件事,就是和朋友们一起骑车到三十里外看火车。

那天,这群平日里在街上横冲直闯的小混混们全部安静地守在一段铁轨旁,屏住气息凝视远方,像一场仪式。

终于一列拉煤的火车从他们身边轰隆而过,

“声音渐渐远去,成为某种召唤。”

行在边缘的凶狠——贾樟柯

可是那时,贾樟柯并不明白召唤他的是什么,他只看到了凋零。

小学毕业,他一半的结拜兄弟就辍学了,没有工作,在街上游荡。

一个兄弟请他看电影,说去买票,可左等右等不回来,原来那个兄弟去抢别人手表被抓了。

贾樟柯第一次感到生活的战栗和命运的诡异,也发现了自己的长大。

高考前,他和一群注定考不上大学的差生们被老师流放到教室最后面的飞地,他们破罐子破摔,成天在宿舍里打麻将。

当中学语文老师的父亲骂他不成器,他嘴上回击着,“打打麻将,会会朋友,看看电视有什么不好?”

却分明看到了自己深不见底的未来,夜晚,他用被子蒙住头,在黑暗中呜咽。

行在边缘的凶狠——贾樟柯

凌晨三点,贾樟柯又一次被毫不客气的砸门声惊醒。

他向那道直射双眼的手电光递上身份证......

高考落榜,父亲安排他去山西大学办的一个美术班补习。

原因很简单,美术院校对文化课的要求比较低,可以无视他全选C的数学试卷。

行在边缘的凶狠——贾樟柯

那段时间,他和几个学画的朋友租住在太原南郊的许西村,

邻居里有卖水果的小贩,工地的泥瓦匠,也有跑长途的卡车司机。

从家里带来的钱花完了,他就跟朋友去给农民画影壁,给饭店画招牌,聊以谋生。

在那段日子里,他经常会被盘查,

因为他没有那个城市的户口,也似乎失去了在那里正当生活的权利;

因为他没有正式的工作单位,也就成为了某些人口中的“社会闲杂人等”。

尽管他和周围许多讨生活的邻居一样,

无比艰辛无比努力地生存,却无法享有基本的平等,只有奢望,

就像流传于十二世纪北非的一首诗写的那样:

可能吗,我,雅可布·阿尔曼苏尔的一个臣民,会像玫瑰和亚里士多德一样死去?

也许真的只有死亡才是人类唯一的平等,非要如此悲怆。

但无论如何,此时的贾樟柯需要一种释放,至少是一种述说,于是他在长夜孤灯下拿出了纸笔,开始写他最初的小说

——《太阳挂在树杈上》。

行在边缘的凶狠——贾樟柯

画家陈丹青曾在北大做过一次演讲,谈及当代青年的困境,有学生问他:

“谁能救救我们?”

“这是奴才的思维,”他说,“每个人应该自己救自己,从小救起来。”

什么叫作救自己呢?

就是忠实自己的感觉,认真做每一件事。

我们都得一步一步救自己,

陈丹青靠的是一笔一笔地画画,贾樟柯靠的是一字一字的书写以及一寸一寸的胶片。

如果没有遭遇陈凯歌的电影《黄土地》,贾樟柯可能会成为一名作家。

因为在那段漂在太原的日子里,他的作品已开始在《山西文学》上发表,

并且他本人也深得时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田东照先生的赏识。

但有时命运的转变就在不经意间发生。

行在边缘的凶狠——贾樟柯

1990年的一天,在离他住处不远的一家电影院开始放映《黄土地》,他们彼此邂逅。

“我一下子被电影这种方式震住了!”贾樟柯说。

电影是一门奇妙的艺术,尽管只有百年的历史,但它却是一门古老的艺术。

电影人与那些遥远世纪的说书人,那些编纂民间传说并把它传唱下去的先辈一样,他最终将传递的仍然是人类的生命体验。

而这种全新的传递方式具有更大的可能,天性包容。

列宁说过,在所有艺术中,电影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我想,我一定要去搞电影!

三年后,贾樟柯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这个曾经深陷于内陆小县,骑着自行车探索火车雄浑,

被现实与未来撕扯,为困顿与迷惘悲伤,痛恨不公,追求自由,

曾站上高楼吟诵“也许我们的心事,总是没有读者”,看苍生忙碌,无人喝彩的青年,终于被自己人生的召唤惊醒了。

行在边缘的凶狠——贾樟柯

时至今日,贾樟柯家里的阳台上还摆着一摞杯子,他常看着这些杯子发呆。

1993年的北京,三环正在修建,走进中关村,抱着娃娃的大姐们会问你,“要盘吗?”

贾樟柯老家的朋友们开始蓄胡子,为的是骑自行车穿行县城时有个户主的模样。

贾樟柯没有户主的模样,尽管他比他的同学大五岁。

别人有青春作伴,他只有往事相随。

为了挣学费,他当起了“枪手”——坐在自习室为别人写剧本。

行在边缘的凶狠——贾樟柯

有一天,一个非常熟的朋友让他帮写一部二十集的电视剧,说钱不是问题。

当贾樟柯将最后一集剧本交给朋友并讨要稿费时,却意外收到了一句——“你个傻X!”

那次,朋友扔给他两箱卖不出去的杯子充当稿费,他第一次领教了人性油腻的罪恶。

如果说,那次“傻X”的体验还能让贾樟柯哲学地怀疑人性,

那么多年以后亲见的丑陋,足可令他目瞪口呆地怀疑自己。

行在边缘的凶狠——贾樟柯

1999年,贾樟柯被电影某局喊去谈话。

走至门口,忽见七八人一下涌出,众人拱月,拱出中间正勾肩搭背,亲如兄弟的两人。

其中一人鹤发童颜,像老年版赵文瑄;另一位,眼熟,特写他的脑袋,原是第五代导演中的某大师!

见大师一行钻入吉普车绝尘而去,他不由赞叹,大师玩江湖也如此游刃有余。

待到他恭谨步入某领导办公室,真是巧了,喊他来的竟是送别大师,刚刚落座的老年版赵文瑄。

领导赐茶,说出去一会儿。贾樟柯空屋独步,瞥见办公桌上一纸复印件,于是蒋干盗书般偷窥。

原来是台湾《大成报》一篇关于他的电影《小武》的报道,再往下看,一行手书小字:

请局领导关注此事,不能让这样的电影,影响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

贾樟柯瞠目结舌,落款“XX”,正是刚才那位第五代大师的文学策划。

行在边缘的凶狠——贾樟柯

那一天,1999年1月13日,贾樟柯接到正式通知:

从今天起,停止贾樟柯拍摄影视剧的权利。

贾樟柯恍然大悟,明白了列宁说的“重要”的重要。

贾樟柯恍然大悟,明白了北岛的《我不相信》的相信: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行在边缘的凶狠——贾樟柯

《小武》蒙昧而粗糙,像路边的杂草,是被忽视的生机。

小武也是个自称干手艺活的扒手,在汾阳混乱的街道,嘈杂的声音中游荡。

摇身变为大款的同伙瞧不起他,给过他一瞬爱情的歌女与他不辞而别,连老父都举着棍子赶他出门,

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从他生活中迅速消失,像颓败老城的坍塌。

1996年,贾樟柯回家过年,儿时的朋友重聚,把酒欢颜。可热情退去,他却发现大家好像都生活在某种困境中。

夫妻之间,兄弟之间,父母子女,街坊邻里......各种现实利益的冲突正淡漠着这个小县城里的人情。

于是,他想记录,记录当下真实的氛围,记录在这氛围中的芸芸苍生。

行在边缘的凶狠——贾樟柯

《小武》荣获了包括第17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龙虎奖在内的七项国际大奖,

但《小武》也被那个时代傲慢的幼稚和虚伪的自信禁了十一年。

曾拍摄过《出租车司机》、《纽约黑帮》和《禁闭岛》的大导演马丁·斯科塞斯非常喜欢《小武》。

一次,他邀请贾樟柯去他的工作室做客,他说小武很像他的叔叔,

“有一年我跟他说我要挣钱,叔叔就给了我一个地址和一把枪。”

马丁最终没有去追债,而是做了一个导演。

拜访结束,就在电梯门即将合住的瞬间,马丁突然对贾樟柯大声喊道:“保持低成本!”

马丁让他坚持,坚持看世界的角度,坚持自己的理想,坚持导演的自由。

贾樟柯一直在坚持,他流着泪写完《站台》,在充满欲望的大同写了《任逍遥》;

他拍《世界》展现了一个正在装修的中国,他拍《二十四城记》述说记忆的消逝。

行在边缘的凶狠——贾樟柯

2006年,斩获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三峡好人》在北大首映,

贾樟柯说:“我很好奇,我想看看在这样一个崇拜黄金的时代,有谁还关心好人。

那一次,他固执地说服制片人,安排《三峡好人》与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同一天上映。

有文痞嘲讽:“一部收入只有二十万元可忽略不计的影片,竟敢挑战一部两亿元票房的影片。”

贾樟柯说不,“不是挑战,是阻击。挑战还软了一点儿!

中国电影的没落在于附和,附和消费时代唯一认同的经济价值;

中国电影的没落在于虚荣,渴望世界的赞许,同时也蔑视自身的真实;

中国电影的没落也在于傲慢,坚信自己的高明,也坚信大众的懦弱。

行在边缘的凶狠——贾樟柯

2010年,贾樟柯带着新作《海上传奇》去多伦多做北美首映。

放映后,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生问他:

“导演,你为什么要拍这样脏兮兮的上海?”

“我在拍上海的某一个侧面,上海除了浦东、淮海路,还有苏州河两岸密集的工业区和南市的小弄堂呀。”

那个女生突然愤怒起来:“但你的电影被外国人看到,会影响他们对上海、对中国的印象!”

贾樟柯也愤怒了,反问:

“中国十三亿人口,有很多人依旧生活在贫困中,难道我们可以无视吗?”

女生却轻蔑一笑,说道:

是啊!为了祖国的尊严,我们不应该描述那些人的情况。

女生扬长而去,贾樟柯久久站立。他的愤怒消退了,代之以恐惧。

行在边缘的凶狠——贾樟柯

作家毕淑敏曾说过一段话:

“许多年来,没有人敢在光天化日下表示自己很重要,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我不重要’,当今看来不免让人感到‘悲剧性’。”

可使这个“悲剧性”更悲剧的是,已经有人在说“我很重要”了,但他们却不允许别人重要。

二十多年来,贾樟柯一直在用一种再小众不过的独立电影人的视角切入社会,

将自己的摄像机聚焦在那些“不允许重要”的边缘人身上,捕捉他们的情绪,诉说他们的困境,记录时代的印记,

使我们得以在个人与国家走向成熟的未来,不必遗憾于时空扭曲而失落的记忆。

基于此,我们也更希望他能永远生活在边缘——始终热爱大地——将光影投在天上。

行在边缘的凶狠——贾樟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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